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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坷的身世,造就了我多愁善感的心思,幾片落葉,會讓我安靜已久的心靈再次回溯曾經潮濕的歲月,一彎殘月,也會勾起我滿腹的悵惘和辛酸。和文字的再續前緣,更讓我有了強烈的抒發欲望。于是總在一個個清冷的夜晚,任指尖微微的顫栗,敲打出一個個或哭或笑的字符,記錄一個個無聲的哭泣或者會意的微笑。因為,這些生于手指間活躍于屏幕間的文字,既可以詮釋一種心情,又可以寄寓更多的向往。那些因沉悶而抑郁的生活重壓過早的泯滅了的希望,再次在我心中升騰。雖然,我的生活越來越沉重,生命也仿佛是秋霜中的花朵,但我相信,那些用心血培育的文字之花將會永遠鮮活,因為,她們在感動著自己的同時也感動著別人。 什么貨色犯得著你保護呢?是戀情、是款項、是功夫、是親情、仍舊某一件貨色呢?在各別的年紀功夫、各別的體驗、各別的探求等前提規范下,每個民心里犯得著保護的貨色是不一律的。比方:梁山伯和祝英臺會覺得戀情是最犯得著保護的;葛朗臺會覺得款項是最犯得著保護的;步入暮年的人,會覺得功夫最犯得著保護;聯系融洽的家園,會覺得親情最犯得著保護。對于我的大學同學室友盧俊卿來說,最犯得著保護的是一副鏡子。 “說嗎?”女人微嗔著躲避男人的親吻。 盼雪待梅,是這個冬天最要害的工作,當漫天的雪花光臨的功夫,是這塵世最美的功夫,不輸月下花前的放蕩,不輸星斗大海的詩意。那一粒粒落塵的雪花,似乎是上天撒下的多數精靈,與怒放的寒梅,構成了冬日里獨一的詩意。 生產隊的人都叫社員,我們未成年人叫小社員。“我是公社小社員,手拿小鐮刀,身背小竹籃,放學以后去勞動,割草積肥拾麥穗,越干越喜歡……” 我們真是這樣。藍天,鐮刀,太陽,麥穗,牛糞。喜歡。我們去打青,把滿山遍野的青苔(此青苔非彼青苔)割回來倒在生產隊的茅坑里,青苔浮在糞面厚厚一層,我們一個個站上去,都承載得起。青苔就是春苔,青杠苔,黃荊苔,水仙苔,蕨苔,廣東苔……幾乎是每一種植物的苔。苔就是當年生的新枝,色青,質水,易腐爛。我們打青,看了七里香。我們叫七里香刺藜子花。一架架,在陡坡上,蔓延得極開。花白或粉紅。“人家不夸自己夸,腦殼上戴朵刺藜子花。”我們總是用這一句韻文打擊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伙伴,主要是女伴。我們集體自卑。 作為小社員,我差不多參與過生產隊的每一種勞動,插秧打谷、割麥打麥、挖糞背糞、捆草曬草運草、抬田改土、刨水看驢。曬草的動作瀟灑,將草把提起一甩,草就立在田里。田已經翻耕,土塊巨大,增加了曬草的難度。曬草的技術難度在空心與穩當。空心才能通風,穩當才能被曬。完成技術全在那一甩。抬田改土的政治主題漂浮在空氣里,就像涪江里漂浮的死魚。紅旗,標語,雞公車,雞啄米的鬧鐘,雷管,火藥,《人民日報》。我睡在石墻上歇氣,總是覺出戲劇的氣味。評工分是每一天勞動的尾聲。黃昏,黑暗一點點降落,在我們的眼睛里織成灰色的抹布。我們夾雜在大人中間,聽記分員念一個個熟悉的名字,然后聽社員們評議。決定工分的是年齡、性別、成分、表現和人際關系。我們十一、二歲,雖也能背挑扛,工分卻是一口價,三分。河風吹啊吹,有足夠的北方味道。 我最喜愛的勞動是打麥。打麥分手工的和機械化的。麥子曬干了,鋪在曬壩或曬簟里,用連枷打。連枷在空中翻轉,像斑鳩的翅膀,投在麥秸上的影子也像翅膀。連枷打麥有私有制的嫌疑,節奏與場景也有小資產階級情調。機械化打麥是生產隊的盛典。標志是兩座大山,不是太行和王屋,是麥山。收割的麥子運回來,碼在保管室里和保管室外面的屋檐下為一座山,脫離了麥粒的麥草堆在曬壩外邊靠近牛圈豬圈的地方為一座山。盛典的音樂是打麥機的響聲,它讓麥場所有人的說話都變成無聲電影里的鏡頭(或者是聲音部分出了故障)。我們能做的只有一種,就是抱麥草。打麥機不斷地吐出麥草,跑慢一點就堆起了。我們跑啊跑,把麥草抱上越來越高的山頭,還得把沒有打干凈的麥穗撿回來。草山挨到了樹梢,挨到了竹梢,我們伸手輕易就摘到了蘋果。咬一口,又酸又澀,扔了。我們在草山翻筋斗。我們在草山打洞,讓自己消失。干久了抱草的活,我們便不想干了,我們想接近機器,我們想喂麥。用鐮刀把麥捆割開,在案板上鋪平,送上傳輸帶。看著傳輸帶將麥子帶進機器,我有一種難言的激動。大人是決不讓我們喂麥的。危險,稍有不慎就可能將自己的手喂進齒輪。打麥機在運轉,騰起的麥殼和塵埃彌漫著整個曬壩,女人們包了帕子,還是被塵埃化了妝。我老是幻想在打麥場約會,與一個發育較好的女子分吃青蘋果。 張連國是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,胡山林的女婿,入贅的女婿。我們叫“抱兒子”。“十七八歲的小伙子,球兒子硬成火炮子。”張連國吊在嘴上的一首山歌,下兩句是:“哪個女娃子不讓開,起麻子炸成幾搭子。”張連國唱起山歌挑糞挑水推雞公車的時候,誰能想到他只是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?在龍嘴子學大寨的時候,女知青黎抗美總愛問張連國:“昨晚上跟胡玉萍睡成一架床沒有?”